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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中文网中国面临经济增长突然中断的风险

发布时间:2021-01-21 16:06:42 阅读: 来源:衬胶设备厂家

福布斯中文网:中国面临经济增长突然中断的风险

一旦中国达到借债能力的极限,那么就像以前几乎所有类似国家在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面临经济增长突然而无序中断的风险。

Michael Pettis,卡耐基基金会高级副研究员  改革会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速吗?  虽然具体细则还很含糊,但中国去年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中国政府为中国未来一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性质。当然,在任何相关公告中,都很少提及在实施这些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的各种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很可能是在政治上面临的困难,我们也没有听到(我认为这毫不意外)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些困难方面将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一直令我感到诧异的是,许多分析师(其中有些人,但不是所有人,承认实施这些改革措施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程度)预期这些改革措施将会迅速释放大量生产力,以至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会得到维持,甚至高于目前7.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目标。  我认为,这极其令人难以置信。在我近几个月以来撰写的大部分文章中,我都在担忧,在从一种经济快速增长让权贵阶层获益过多而损害普通家庭利益的增长模式转向另一种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会让普通家庭获益更多而牺牲权贵阶层利益的增长模式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将会面临的困难。在我看来,这仍然是评估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无论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有多么成功,我相信,预测中国经济即将走上历时十年的7%-8%的增长轨道的分析师们,不仅曲解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性质,而且也忽略了以前类似经济增长奇迹的历史。  在我看来,中国的GDP增速在2020年之前几乎不可能保持或接近当前水平。我猜测,当经济增速下降(因为它们必定会如此)时,那些声称中国经济将会维持当前增速的人会争辩说,他们的预测有误的原因是:中国政府没有正确实施改革措施。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助于挽回面子,但在我看来却是极其不正确的。相反,我认为,如果中国的GDP在2014年和2015年继续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的话,那将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实施改革措施。换句话说,成功实施改革措施正是经济增速将会大幅下降的原因所在。  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如此,我想列出我从外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普遍反应中得出的三个想法。首先,虽然许多分析师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誉为非常“大胆”和“创新”,但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对这些改革措施进行辩论——甚至在2007年3月份之前,众所周知,当时温家宝总理把中国经济说成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近年来中国太多的大规模投资支出被浪费在实际回报为负的各种项目上——正如遵循类似增长模式的每个国家在后期阶段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因此中国目前的债务水平很高,而且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比其自身还本付息能力的提升速度要快得多。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国达到借债能力的极限,那么就像以前几乎所有类似国家在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中国面临经济增长突然而无序中断的风险。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实施相应的改革措施,以提高投资效率。这包括把资源从国有部门转向中小型企业。中国政府还必须增加消费在需求中的所占份额,这就需要首先提高家庭部门在GDP中的所占份额。  归结到它们的基本要素,十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正好会做到这一点——通过改革汇率及利率制度,改变金融体系中的信贷分配,促进创新,改革土地所有权和户籍制度,加强法治力度,甚至把部分国有资产分配给家庭部门。这些提议没有任何令人吃惊或感到意外的。  我从外界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普遍反应中得出的第二个想法是,正如我以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那样,诸多历史先例表明,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确定一套合适的改革措施,而是执行这些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都比较容易制定,但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很可能非常强大。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经济权贵的利益与中国经济的需求之间的一致性将会如何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和经济管理不善之后,中国的资本存量远低于其体制和社会可通过富有成效的方式吸收投资的能力。中国迫切需要更高的投资水平。按照一些“经济增长奇迹”国家的经验——并且利用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五十年前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国正是落实了这样做的各种政策。

这些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利率压制)都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们把资源从家庭部门(由于农民工纷纷涌向城市里新的就业机会,家庭部门的财富仍然迅速增长)转向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产能方面的投资——其中大部分为政府和经济权贵所管理或控制。  虽然这导致中国在至少二十年里保持稳健而良好的经济增长,但国有部门和经济权贵从经济迅速增长以及财富从家庭部门的隐性转移中获益过多。事实上,普通家庭部门在GDP中保留的份额在过去三十年里急剧缩减,而政府在GDP中保留的份额当然相应增长,而且贫富差距扩大。在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早期阶段几乎总是出现如此情况——政府和权贵获益过多。  鉴于债务持续飙升正在迫使中国放弃这种模式,经济利益的相对分配必须加以逆转。普通中国家庭必须在未来经济增长中保留一个越来越大的份额,而政府和经济权贵必须(几乎是当然的)保留越来越小的份额。最终这就是重新平衡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含意,而且,正如遵循这种增长模式的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在政治上很可能面临困难的原因所在。在权贵利益与国家利益正向一致的三十年之后,现在改革意味着这两者的利益将会相互对立。  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增速能达到多少呢?  我的第三个想法,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改革后的经济增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成功实施改革必然会保证中国经济增速在2020年之前保持在7%或以上,但是这很可能体现了外界对中国经济转型存在的最大混淆。以下是我在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同事黄育川做出的较为乐观的预测之一:  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内容含糊其辞,但《决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如果付诸行动的话,将会需要本届以及下届高层领导人共同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进行过辩论,是否应该将官方增长目标降至7%、以强调质量现在比数量更重要,但严格实行这些改革措施将会改变市场激励机制,从而可能会使未来几年的GDP年增速提高到8%以上。  虽然并没有很多其他分析师预测中国GDP年增速将会达到8%以上,但市场肯定普遍预期,如果这些改革措施得以实施的话,那么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7%以上。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亚瑟·克罗博(Arthur Kroeber)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预计,这个改革方案很可能在维持中国经济增速方面发挥作用,而《金融时报》援引一位分析师暗示,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7%至8%的区间内:  然而,周二公布的数据证实,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而投资持续放缓,但零售销售回升。中国经济被认为正在以与第三季度7.8%大致相同的同比增速增长。  这使得美银美林经济学家陆挺站在认为经济增长与改革措施之间不一定要进行权衡的阵营之中。他说:“改革也可以支持经济增长,尤其是那些让经济增长更加有效的改革,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认为改革对经济增长必然会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我认为,至少有三个非常充分的理由表明,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经济增速必然会大幅下降。  1。通过大规模信贷扩张(用于增加需求)支撑的经济增速不可能在一个相对去杠杆化的时期里(期间需求缩减)得以保持。  人们普遍承认,改变中国增长模式的最重要原因,或许是这个模式过于依赖债务来产生经济增长。近年来债务已飙升至极高的水平,以至于为了确定未来几个季度的GDP增速可能是多少,许多经济学家只看当前季度的信贷增速。  但随着中国去杠杆化,需求的增速必然会大幅下降。毕竟,如果过去几年经济增长一直由信贷快速扩张所推高的话,那么去杠杆化必然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奇怪的是,承认当前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债务的经济学家们未能理解,信贷扩张态势逆转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人从一开始就会认为债务是个问题。  2。中国各大银行未能认识到投资错配必然会夸大过去的GDP增速,同样这种夸大未来必然也会逆转,或者是因为坏账得到明确承认,或者是因为坏账在债务偿还期被隐式减记了。

如果中国目前已经浪费了大量数额的投资支出的话,那么显然大量伴随的坏账还没有被恰当减记。银行体系中几乎不存在不良贷款——更确切地说,它们还没有以准备金或者减记的方式得到承认,而且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破产。  对此可能存在充分的理由。如果向一个经济价值低于投资的经济成本的项目提供一笔贷款,那么经济学家应该把它看作一笔不良贷款,必须对其负现值加以减记。但是,如果放贷银行认为,政府或明或暗担保这笔贷款的话,那么这家银行就不必减记这笔贷款。  不过,虽然不良贷款可能并不意味着放贷银行出现一笔亏损,但确实意味着国家遭受一笔亏损,而这笔亏损的数额应该在计算国家GDP之前予以扣除。然而,如果中国各大银行没有恰当减记这笔坏账的话,那么过去的GDP增速必然被夸大了,其夸大数额相当于所有未被减记的不良贷款总和——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额,可能高达GDP的20%至30%。  但未承认这部分亏损并不意味着这笔亏损就不存在了。不良贷款隐含的亏损必须(而且将)在未来得到减记,无论是明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导致GDP增速的直接扣减,还是隐式的——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将需要从一个经济部门向另一个经济部门(通常是家庭部门)隐性而秘密转移,以弥补资本的“真实”成本与资本的名义成本(得到补贴)之间的差异。这种转移必然会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速。  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如果信贷在中国是一个问题——这点没有人怀疑——那么这必定是由于还没有得到承认的投资浪费,否则信贷问题早已会导致如今的GDP增速为负。当然,不确认这种投资损失将会人为拉高如今的GDP增速,但也必然会人为拉低未来的GDP增速,因为对这些亏损的承认只是被推迟了,而不是被消除了。许多经济学家未能认识到,投资浪费是有代价的——即使他们认识到投资被浪费了,这已经使得他们既曲解了财富创造与GDP之间的关系,也低估了这个被夸大的GDP的未来影响。  债务问题很重要,只有在债务水平非常低,而且借款人信用非常好的情况下,才可以安全地忽视债务问题,因为这不会造成任何财务危机成本,而且对需求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上述两种情况都不适用于中国,所以忽视债务问题的任何预测很可能都是极其糊涂的。其实,我想提出一个简单的规则。预测中国未来GDP增速的任何模型,如果要想合理的话,都必须包括一个反映隐藏在银行资产负债表里隐性亏损数额的变量。如果不这样,那么这个模型就不可能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有效模型,而其预测也就没有价值。  3. 把中国经济增速硬拉上去的机制同样也产生了中国经济的失衡,而逆转后者也就意味着逆转前者。  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令人惊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通过把财富从家庭部门隐性转移,为经济增长提供补贴的制度而产生的结果。这些转移是当前经济失衡的根源,而一旦得以逆转,那么中国就可以将其经济向更加合理而且更可持续的需求来源重新平衡,而这些过程再也无法通过经济的超速增长来实现。  如果经济增长一直是合理而且可持续的,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没有必要改变其增长模式的话,那么其实这样做就会很愚蠢。如果经济增长一直是不合理而且不可持续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经济增长一直被人为支撑着,如果这些改革措施旨在解除人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机制,那么随后的经济增速必然会大幅降低。  低利率,低工资,人民币估值偏低,国有企业几乎可以获得无限量信贷,对环境恶化的松懈态度,以及其他相关条件,既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根源,也是中国经济空前失衡的根源。扭转这些条件将会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会拉低经济增速,其方式与这些条件让经济增速加快时正好相反。  这种情况最为明显的地方之一,就是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行业中的产能过剩。显然,中国政府认识到产能过剩的问题。以下是新华社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  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将是2014年中国经济工作日程表上的首要任务之一,产能过剩问题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和质量的主要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周五指出:“明年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并且提到正在拖累一些行业的产能问题是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不断积累的制造业过剩产能,比如增加的库存,是以未来经济增速为代价来提升如今经济增速的一个办法。关闭过剩产能必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就像积累过剩产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正面影响那样。  这三个条件(都是改革过程的自动后果)——去杠杆化、对未承认的投资损失加以减记以及扭转拉高经济增速的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从理论上讲,这些条件可以通过由改革释放的生产力的激增来予以抵消。当分析师声称,如果这些改革得以实施,那么经济增速不会放缓时,这必定是他们的隐含意思。  但是,情况不太可能如此。要想让改革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净影响使得中国的GDP增速保持不变甚至加速的话,那么必须由改革加以释放的生产力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地——甚至极其地——高。此外,对生产力产生的积极影响必须几乎立即出现。较为长期的生产力提高——比如那些由教育、土地和户籍改革、独生子女政策改革或者更迅速而且更高效的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生产力提高——不算数。  我非常相信,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这只是因为在历史上不可能找到一个相关的情况表明,在经历了一轮增长奇迹之后,所进行的调整不包括经济增长的意外大幅放缓——我会建议,我们可以通过GDP增速变化反向判断改革的有效实施。如果中国能够迅速实行有序调整的话,那么其GDP增速将会在未来几年内大幅放缓。  另一方面,如果GDP增速保持在7%或以上,那将表明信贷增长仍然过快,而且中国反而无法实施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会更加迅速地达到借债能力的极限。换句话说,如果GDP增速在未来几年内保持在7%的话,那差不多就是中国没有在进行经济调整的初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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